日本教授讲述40年前访华见闻 华媒发行特辑介绍

10月13日，武吉教授和翻译学院学员们在一起。

据《日本侨报》报道 在日中翻译学院担任教授的著名翻译家武吉次朗先生，日前在该学院主办的交流会上，为大家回忆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访问中国的见闻，受到中日翻译家们的好评。11月7日发行的《日本侨报电子周刊》发行特辑，刊登了武吉次朗先生的回忆文章。原文为日语，由日中翻译学院学员全宥蓉翻译。

特辑介绍说，今年80岁的武吉次朗先生，于1963年4月开始在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的事务局工作（1990年转职到摄南大学）。在中日正式建交之前的9年间，共访华九次（其中4次以协会联络员的身份），停留时间共计1055天。下面就是根据武吉次朗先生的亲身体验，回忆了在中国的见闻。

[当时的出国手续]

在50年代，每年访华的日本人大概有几百人。当时申请去中国的资料就需要30多种，而且通常需要两个月左右的彻底审查，才能获得最终的入境许可。1963年，也就是我初次访华的那一年开始，每年去中国的日本人达到数千人，因此申请手续有所放宽，尽管如此仍是稍显复杂，一般最终申请下来也需要一个月左右。

首先需要中国相关部门和贸易公司发出邀请书，再向日本外交部提交“前往社会主义国家的申请表”，最后会发给我前往中国的护照，有效期一次，对于已经持有护照的人，则必须将其上交，换成一次有效的新护照。

另外，因为当时没有直飞中国的航班，所以只能从香港转机，但是飞到香港也需要签证，因此需要向英国大使馆的领事部申请，即使是同一个人也有可能被拒签，还听说过有些人不得已，只能从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辗转前往北京。

其次，需要通过本市的银行向日本银行申请兑换外币，除了年度出口贸易额达1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任何人随身携带出国的外币金额都有限制，而且外币金额必须写在护照上。当时，由于中国根本没有美元或日元的兑换业务，所以随身携带了一张以英镑结算的旅行支票，它是由一家叫托马斯·库克的英国旅行社发行的。

到了香港游以后，要把护照交给中国旅行社，第二天，旅行社会把护照交到广州市公安局，工作人员会用曲别针把入境签证别在护照上（如图所示），当晚返还本人。所以说在香港至少要停留两晚，第三天早上，坐火车从九龙到罗湖口岸，到了深圳河需要步行通过铁桥。香港上空悬挂的是英国国旗，而中国上空则是五星红旗在迎风飘扬，红旗下面全副武装的士兵站得笔直。当时的深圳和现在的深圳大不相同，悠闲宁静的农村风光尽收眼底。在出入境管理大楼的一楼办理完入境和通关手续之后，在2楼吃中午饭，下午乘火车，晚上到达广州。在广州再住一晚，第二天清晨坐飞机到达北京。也就是说，从东京到北京，最顺利也需要4天时间，如果乘坐火车的话，则需要花费6天，到了北京之后需要立刻办理“滞留签证”（如照片所示）。回日本时需要办理“出境签证”，从北京去地方办事时，则需要“旅行签证”。所以每次在接待部门的协助下，得以在公安局顺利办理了手续。

1964年的秋天，我作为“工作机械视察团”的随行人员，再次访华。从香港进入中国大陆时，刚走几步，就有身穿白色军装的军人突然用日语向我们发问：“你们是从哪来的？”走在前面的团员有些不知所措，连忙指着后面说：“我们是从那边来的，”本来回答我们是从日本来的就可以的，这件事很快便成了我们的一个笑料。由此也可以看出，初次访华时我们有多么紧张。

回日本后便会有公安调查厅的人和警察前来询问当事人的身份，经历等，有的则被要求提供关于“中共”的情报（更早期访华的人，在决定访华之后立刻会被询问）。

[当时的交通]

中国国内的航线。从广州到北京每天有两趟航班，一趟乘坐的是英国制造的子爵号飞机（四台涡桨发动机，可载70人），另一趟是前苏联制造的伊尔客机（双引�ﾌ螺旋桨飞机，可载20人左右）。前者为直飞航班，后者我们打趣称其为“飞蝗”，就像这个名称一样，飞机要经由长沙，武汉（在这吃午饭），郑州，花8小时才能到达北京。而美国产的大型喷气式飞机，是在尼克松访华之后才开始引进的。主干线都是这种情况，其他支线的情况可想而知。当时能坐的起飞机的中国人也只有领导干部级别的人物了（外国人特别对待）。有一次据说是在大气层搞了核试验，所有的航线都没有理由的停运了数日。

国际航线。日中的直飞航线，是在邦交正常化两周年之际，即1974年9月29日开通的。当时的日本航空和中国国际航空每周都只有两趟航班，可登陆的机场也只设在东京，大阪，北京和上海。法国国家航空，巴基斯坦航空和伊朗航空每周也只有一趟航班。

铁路。在蒸汽火车时代，为了给火车头补给煤炭和水，会在大站停车15分钟。从广州到北京需36小时（夜里起程第三天清晨到达），广州到上海需30小时，深圳到广州也要4小时，从北京到乌鲁木齐需要整整四天。不过外国人有专用包厢，餐车上的食物也出乎意料的好吃，餐车上炉灶里的火焰熊熊燃烧，厨师们为了给客人提供美食，也在奋力颠勺。

出租车。当时并没有串街揽客的出租车，而在外国人入住的宾馆前面，有几辆出租车在待客。其中一大半是前苏联产的二手车，也有英国产的奥斯汀汽车，在那不久之后，中国产的上海汽车也投入使用了。红旗汽车是高层领导专用车，当有日本方面的重要人物访华时，相关接待部门就会租用红旗汽车，供人乘坐。

[当时的通讯]

拨打外省电话和国际电话时，全部需要通过电话局的接线员进行转接，由于线路不够，经常会打不通。而中日两国之间使用的是无线电话，天气状况不好时会听不清对方说的话，在北京和东京打电话的人需要对着听筒大喊才能听到彼此的声音。（海底电缆开通于1976年）。当时由于次日发送的LT电报只需付半价，所以我经常手持打印好的罗马字电文，半夜十二点之前飞奔到电报局。

汉语电报的每一个字都是一个“电码”，而每个电码是由4位数字组成，翻译这些电码也很费工夫。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图片电报。传真的使用是从1984年的秋天开始的。

因为邮件也需要经由香港，所以从日本寄过来的报纸到中国时，早已变成了旧报纸了。而当时新闻的收听则完全依赖于NHK无线广播的国际频道了。

[当时的日常生活]

在北京逗留的贸易公司职员，最多时也只有几十个人，几乎都住在新侨饭店，所以我们给它起名叫“日侨饭店”。而接待政治家的话在北京饭店，接待出版社的专家就在友谊宾馆，根据社会地位不同，场所也不同。当时新侨饭店一晚的住宿费为8元左右，而当时刚毕业的大学生的工资为38元，科长级别的工资为60元（当时的汇率为1元兑换150日元）。各楼层都设有服务员柜台，客房服务员一般都待在柜台，所以外出时会把房间钥匙交给他们，或者干脆就不锁房门。餐费一顿一元就够了，如果想吃点好的喝点啤酒，两块钱也足够了。

别具风格的东安市场里有一家叫“和风”的日式料理店，它是由廖承志一手开办的。人们坐在榻榻米上喝着中国制造的日本酒，穿着和服的中国女人用不太熟练的手势为客人端菜。但是在文革开始后不久，东安市场就被红卫兵毁于一旦。现在已经在旧址上新建了一个东安市场购物中心。

当时全中国实行的都是分配制。记得有一次在一个街口，看到有人在卖油炸面团果子，果子上撒满了糖，刚想买点来吃，摊主就跟我说，除了付钱之外还需要粮票，油票和糖票。这事真的让我大吃一惊，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外国人不需要付饭票就可以吃饭的地方，大概只有北京全聚�ｺ烤鸭，东来顺羊肉火锅等10家店了。在解放以前，很多店里都有厨艺精湛的厨师掌勺，所以有很多有名又美味的饭店，可是解放之后很多饭店都更换了厨师，菜肴的味道也一落千里，这时很多比如香港海鲜饭店这样的有特色的外国餐厅也在北京落户了。

当时买衣服需要布票（买合成纤维除外）。除此之外手表，半导体收音机和自行车被称为“三大件”，需要有工业票才能购买，而外国人只需前往只对外国人开放的友谊商店付钱购买即可，不需要用票。这在当时不知道被多少中国人所�装轣B

当时有一种“蓝卡”（文革时被废除），每个人在卡上写上自己所携外币的数额，就可以以近乎一半的价格在友谊商店购物（烟酒除外，而且消费金额不得超过所携外币金额）。所以当时买了一些价廉的宝石等物品，这对于中国贫困阶层的普通员工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外国人携带外国酒和烟入境是有限制的，所以对于需要在中国逗留超过半年的日本人来说，格外地盼望有其他从日本来的客人带来特产和礼物。而这些进口物品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在中国销售。

休息日时，我会去颐和园散散步，带着客人到处参观，最远还去过万里长城。有时会在古董店林立的琉璃厂，帮别人挑挑礼物。当时的国际俱乐部里有保龄球馆，不过球馆的球道早已伤痕累累了，打倒的保龄球瓶子需要用手来摆正，被我们笑称为腹部肌肉运动。

当时很流行“建国前，建国后”这样的一个说法，这并不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是指1982年在北京的建国饭店开业前后。之前中国的宾馆几乎没有懂外语的工作人员，食物也都是中国菜，任何事都需要外国人按照中国的方式来做。而在建国饭店可以和工作人员用英语交谈，也可以吃到牛排和日本料理，连干洗服务也有了，总而言之就是可以享受到与日本及欧美相当的宾馆服务了。这对于访华的外国人来讲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当时的中国友人]

我通过工作认识了一些中国人，有领导干部也有年轻人，他们都很纯洁质朴，无论是面谈，参观还是看剧，无论我们提出什么要求，他们都会认真对待，即使在当时有各种各样限制的情况下，也尽量为我们安排好一切，我们也可以推心置腹的聊天。非常怀念为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而共同努力的日日夜夜。中国共产党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浴血奋战，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而当时的领导人依然保持着那种高昂的斗志。对比现今腐败现象的蔓延，让人觉得恍如隔世，不胜唏嘘。呜呼！（原文为日语，由日中翻译学院学员全宥蓉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