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本人的中国情

松岗洋明

我曾经是一个热血青年，青年时期受到马克思主义和孙中山思想的影响，学习过新中国领导人的政治手法和革命思想。多年来我一直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着浓厚兴趣，了解了中国的国情和人民的心情。长年的学习使我对历史跟一般的日本人，日本政治家，学者们有点儿不同的认识。所以，我个人对中国民众的歉意和对历史的反省也是特别的。1996年已经年过半百的我决定到自己向往的国家——中国留学学习中文。因为以前我做和教育相关的工作，所以我多次自费考察过中国西部和南部的贫困地区，了解了那里的教育状况。为了表示我个人对中国的友好和歉意，我打算捐赠7000万日元到中国落后地区建希望小学，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于是我向我尊敬的朋友A先生（当时A是中国教育部派遣的驻日使馆一等秘书，也是我中文学校的老师）说明了计划，希望他能把这项计划反映给本国机关成为现实。善意的期待等到的回复是：“有个一举两得的办法能实现您的心愿。现在天津大学的留学生楼非常破旧，在五年内希望能先借用这7000万日元改建留学生楼，然后再建希望小学，这样可以让友好的精神发挥双重的作用。”我被A先生超乎寻常的热情感染了，令我无法拒绝在友好名义下的劝说。

噩梦从此开始，近10年来我为了追讨回原来想建希望小学的资金而一人奋斗。现在，那笔原本是善意结晶的资金，落在教育部A先生的上司的儿子E的手里，用途不明。我喜欢中国农村的风景，那里的孩子们渴望读书的眼神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我多么希望能和他们一起升起过友好之旗，多么希望能听到过他们朗朗的读书声。肩负中国未来的孩子们没有书读，应该为孩子们着想的中国教育界的官员却在中饱私囊。两副场景多年不断交替地浮现到我的眼前来，我感受到的不仅是被欺骗的可恨，更是一种令人痛心的悲愤。

现在，日中两国的媒体都在报导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问题，历史认识问题，领海问题这些涉及两国关系的大新闻，但主宰历史的是所谓人类本身，历史遗留问题是留给后代的课题。不论解决什么问题，我想最先应该端正的是人心。对一般老百姓来说“历史问题”，“靖国神社”这样的问题不易理解，但亲身遭遇的和私利私欲相关的问题可能会更加强烈地刺痛人心。我在中国所遭遇的事情，如果被世人知道，普通的日本人会怎么理解我的悲愤呢？估计会对中国加倍地产生愤怒和厌恶吧。但这绝对不是我的期待！这样的结果和我从青年时期就抱有来的友好信念完全违背。我不愿意助长日本人对中国印象的恶化。但是在我为解决问题而精疲力竭时，在把真理和正义拒之门外的保护伞下，中国的蛀虫们或许正在把我的善意当作美餐而举杯欢庆吧。我该不该向世人公开真相，歧路徘徊。

日中两国政府和媒体都丝毫不留地主张自我，谴责对方，但这样激化矛盾只能是导致两国关系的紧张和恶化，甚至魔鬼会以为正中下怀，暗自称快。新闻节目中经常可以听说一句充满斗志的话“该说的必须得说”。但不论哪一方发表言论，对方一定会反射性地反驳，这样引起的摩擦是不是太多了？“克制情绪”，才可能理智解决问题。“大度宽容”并非是软弱外交的姿态。互相尊重理解，才可能产生友谊，共同的见解也可能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政府外交是这样，民间交流更应该以诚相待。短浅的眼光和利益当先的处世哲学可能令人丧失良知，一时私欲的满足可能影响到一代人的成长。可爱的中国，我已经看到了你身上的蚁穴，不知你是否察觉？

1996年12月10日在赤坂的中国银行，当我收到那张7000万日元的汇款收据时，我的心情就像向中国放飞了和平鸽一样的安然和欣慰。如今我很痛心，但我对中国还是一往情深。

（原载《我们永远是朋友》日本侨报社200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