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原点冷静看待日中关系

――《日中关系与ODA》推荐文

法政大学教授　菱田雅晴

编者按 北京日本人学术交流会（代表：山口直树）于6月25日下午在北京举办了第37次交流会，日中两国约40人出席了交流会。日本国驻华大使馆山田重夫公使、东京大学北京事务所的宫内雄史所长等与会并先后致辞，对北京日本人学术交流会成立3周年表示祝贺。

交流会上，JICA中国事务所副所长冈田实先生以“日中关系与ODA”为题进行了专题讲演。冈田先生2008年在日本侨报社出版了《日中关系与ODA——对华ODA政治外交史入门》，该书从政治外交史的观点出发，对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的历史及意义做了深度解析。

这里全文发表法政大学教授菱田雅晴先生为《日中关系与ODA》撰写的推荐序文，供各位参考。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2005年新测算结果（概要）（2008年9月），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线由原来的每天不足1美元调整为每天1.25美元。该结果称，世界贫困人口1981～2005年间减少5亿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由52%变为26%。可以说，这个结果如实反映了近四分之一世纪国际社会在发展方面作出的努力。尽管如此，今天世界上仍有14亿人、即5个人中就有1个人在每天不足1.25美元的贫困线下挣扎，贫困和发展问题依然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课题，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另一方面，从地区贫困分布情况来看，长期以来属于世界最贫困地区的东亚脱贫成果显著，东亚在世界总贫困人口中所占比例由1981年的80%锐减至18%（2005年）。如今，世界贫困问题的重点已经由曾经的亚洲转移到撒哈拉以南地区和非洲地区。在东亚地区这一戏剧性的“脱贫”成果中，中国国内的贫困阶层规模由8.35亿人（1981年）减少到2.07亿人（2005年）。也就是说，比之世界贫困总人口减少5亿人，中国超过了世界“脱贫”的总体水平，使6亿人受惠于经济发展。可以说是中国为解决人类社会课题所做的一大贡献。中国经济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对国际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除激进的反全球化者和Neo-Ludditist外，任何人都无法否认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解决经济长期持续惊人发展背后的环境问题、能源问题，通过百年民族夙愿——“成功”举办奥运会而为国际社会所了解的“大国”又将如何履行应有的责任，这些都是今后中国的责任和义务。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引发了人们对世界经济前景的空前忧虑，在此背景下，世界迫切希望中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对于中国这位国际超级成员，“搬不走的邻国”日本应该如何与其相处？我强烈感觉到，日本的对华“心态”最近尤其发生动摇。

话说回来，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时高涨的中国热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算不上正常。在没有任何“强制”前提下，绝大多数民众对某个国家和民众抱有绝对性的亲近感，这种事态并不寻常。它只不过代表一种不定形的期许，要么对那个国家本身并不了解，或者说，并不了解但猜测对方会对自己亲近……只是一种对“不可知事物”无形的狂热，对长期以来只能从“竹幕”略窥一斑的现代中国的关注和对传统中国历史的敬畏交织的产物。这跟通过与真实的中国及中国人交往后获得的信任和亲近完全是两码事。事实上，这种狂热尽管持续了一小段时期，但最终不过是不成熟的短期症状，这一点现在已经很清楚了。

但是，今天日本和中国以经济为核心的互补性结构掌握着两国的命运，这样说绝不夸张。看看我们自家餐桌上的饭菜，或者追究一下钱包的来源，“摆脱中国”已经是“做不到头的梦”。我们的日常饮食单靠非中国产食材已经无法维持，几乎所有的商业都与中国有着有形或无形的联系。“摆脱中国”的日本和“摆脱日本”的中国，两者尽管因后者稍微强势而存在若干不对称性，但日中已形成密切关系，双方都无法退步抽身。这种关系已经远远超越了好恶的层面，至少对日本来说，已经没有余力去带着“情绪”或“感情”看待日中关系。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与中国相处？哪怕不能马上消除感情上的好恶，至少在探讨具体相处方法的时候应当保持彻头彻尾的冷静。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书店的店面陈列着将厌华情绪暴露无遗的中国排除论和排斥论，反华和激烈攻击中国的书籍之多简直汗牛充栋。诚然，在中国方面我们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而现代日本的心性与经济发展形势一致，带有强烈的停滞和漂泊色彩，越盛气凌人的言辞也许听着就越顺耳。

这些反华论与那些猛烈抨击日本对华外交的幸灾乐祸论调互为表里，然而我们却无法从中得到任何关于如何与中国相处的具体策略。即使你心中厌恶已极，即使对方显得如何傲慢，如果我们不得不与他相处，那么聪明的做法就是寻找如何面对他的对策。

反过来看，日中形成堪称命运共同体的互补性，正是1972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不断完善相互间渠道的结果，是中方推行改革开放的结果，这一点毋庸赘言。但相互接触的扩大未必就能带来相互理解。相信通过各个层次的不断接触，能够自然而然加深对彼此的了解，两国关系最终走向成熟，这种对先定和谐的信仰结果被相互误解、相互不信任的现实打败。如果此中原因是了解不足，那么上述70年代那种对“不可知事物”的狂热也许还会变形为对“依然不可知事物”的恐惧和警戒。其中占相当大一部分的，不正是在“原以为了解”的“误解”上产生的失望、不信任和厌恶吗？

那么在搀杂这种扭曲心态的对华“情绪”之下，今天的日本应当如何面对中国？如何认真制订具体对策？抑或，如何从基础开始学习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历程？如果您希望学习这方面内容，那么这本书很值得一读。

1972年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实际上有怎样的历史意义，读者可以从本书关于日本战后处理、战后赔偿这些大的背景知识中得到自己的理解。本书主要围绕邦交正常化进行阐述，从《日中联合声明》到《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2008年）的4个“基本文件”正是支持日中关系根基的4大支柱，今后的日中关系也将在这个基础上建立。通过回归这些原点，对于如何站在各自的立场上规划今后的日中关系，读者应该会得到强有力的启发。此外，为什么日本自1979年以来一直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援助？反过来讲，中国又为什么接受与日本的合作关系？本书详细地梳理了对华ODA从开始到结束日元贷款的各种轨迹。这本书可以说是以中国为滤镜的日中双方政治外交史概论，书中将日中邦交正常化及对华ODA相关的政治结构分为“1972年体制”和“1979年体制”来进行论述。本书对那些对中国深怀厌恶的人们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可以将这种憎厌的感情放在大背景之下追根溯源。

本书著者冈田实先生在200%（！）完成JICA繁忙工作的同时，还围绕对华ODA开展中国政治外交方面的研究活动，是一位精力充沛的中国研究者。在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回到对华ODA原点对日中关系和ODA的历程进行重建，这是本书原本的动机。而著者自身的热烈感情，从让事实说话的冷冽凛冽文风中可以窥见。本书以二战后日本与各国“和解”过程这一宏大角度为基调，探讨日中之间应如何“构筑和平”。正因为我见过冈田先生是如何废寝忘食地为多米尼加诉讼处理而奔走，所以我知道本书的观点里饱含著者炽热的情感。著者殷切希望读者以本书为动因，在各自领域中规划各种日中关系，重新展开“格斗”，这将成为今后援助发展中国家构筑和平时最具说服力的日本资源。

对于那些与中国有某种关联、或者今后将建立关联的读者来说，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值得推荐的一本书。

*《日中关系与ODA》http://duan.jp/item/0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