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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段先生谈

杜子璇

今天之前，我对日本一直没有什么好印象。

是的，一直没有。

也许是从小抗日电视剧接触多了，也许是学校里老师告诉我们抵制日货 的次数多了，也许是我亲自翻开历史书揭开那血淋淋的伤疤触目惊心了，总之，凡是与“日本”有关的一切我都是发自内心的排斥。似乎在我的记忆不可及的地方，我对日本的印象还停留在一个狰狞残忍的状态。

今天的座谈会，我本是抱着一颗好奇心来的。我想看看，一位日籍华侨博士，是什么样子。

然后我就见到了段先生。

我并没有惊讶，似乎在我的潜意识里，段先生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灰色的西装，粉色的衬衫，略显瘦削却笔直的身材，金属边框的眼镜。

清雅，温和。

在主报告阶段，说来惭愧，我听得不咸不淡。先生的经历，屏幕上的国度，和我飘忽的思想，并没有建立什么联系。而真正触动到我，甚至惊异到我的，是在先生与我们的交流阶段。

真诚、亲切，就像泉水从泉眼里流出那样自然。

在讨论影视艺术作品的过程中，段先生谈到了体制问题。我第一次深刻地感觉到，我似乎，或者说我们中的很多人，对这个邻国的了解都处于一种断层状态。我们从小接触的都是有关抗日战争的艺术作品，于是这段痛楚的记忆无意识地使我们对他们怀有一种本能的敌意。教科书、影视作品，甚至媒体上的“抵制日货游行”，我们用这样的土壤来培养我们的孩子，而不是真正地走近现在的日本，去发现、了解、学习他们的优秀。我从没觉得我们应该忘记历史，但我们似乎太过频繁地去揭开这段历史来昭示什么。这应当是历史的意义么？

关于纸媒的问题，段先生亲切讲述的事例让我�装逍�难过。段先生介绍说，日本的《读卖新闻》一年能发行一千万份，而据日本2015年人口统计数据显示，日本人口有一亿两千七百万；而中国这个拥有十三亿六千四百万人口的大国，发行量最大的《参考消息》一年只有大约三百五十万份的销量。我开始心痛，同样都是新媒体时代，国内“纸媒将死”的叫嚣声不绝于耳。当然，残酷的现状似乎就要印证这个事实。段先生提到，日本图书借阅之便利，服务之周到，环境之优雅，恐是倾国内上下也找不出这样的实例。尤其是日本为孩子们设计的借书存折，数字的��长在让孩子们有财富�揄ﾁ的满足感的同时，极大地提高了孩子借书读书的积极性。也就是说，日本的孩子们从小就能养成良好的阅读纸质书籍的习惯，即便在新媒体时代大浪潮的拍打下，他们始终能将这样的习惯保持下去，就像饿了要吃饭、困了要睡觉一样自然；我们就不同了，除了从小以考试为目的地成长，我们的阅读量小且范围窄，本身就没有养成好的阅读习惯。在技术赋权的时代，也就难以把握自己，纸媒也就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了。

在交谈的过程中，段先生有一句话使我印象深刻：“不回来想回来，一回来想回去。”诚实地说，我似乎是能理解段先生这样的感觉的。这片土地是我的故乡，是我漂泊在外都魂牵梦萦的地方；可是，在异乡居住得久了，再回到故土，欣喜于它的变化，却也为故土上的人们深深担忧。行为方式、文明礼仪，我们不愿承认可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地将差距摆在我们面前。

就像大多数中国人不喜欢日本人一样，先生说百分之九十的日本人也不喜欢中国人。

我们是因为那一遍又一遍在耳畔被提醒的历史；而他们，不是因为历史的负罪感而对我们反感，而是因为这一次，真的是我们错了。

我在想，因为偏见，阻止了我们走近这个民族，了解这个民族。我们将目光局限在过去某一个时空的记忆，却失去了无数学习的机会，远远地丢下了自己。

无疑地，我像段先生一样，深沉地爱着我的祖国，这片养我育我的土地啊。

可我不想，多年之后，我会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流着泪对我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们说：“我爱你，可我不想再喜欢你了。”

我不想。

杜子璇，湖南大学2016级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新生，现就读于新传1603班。

毕业于山东省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性格乐观开朗，做事认真努力；静若处子，动若脱缰的哈士奇

喜欢音乐、语言、运动、阅读、旅游，还喜欢献血

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